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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论文
新的媒体政治时代已经来临
发布时间2017-06-30 19:21:00

坦率而言,特朗普的上台,在某种意义上宣告着新媒体政治时代的来临。尽管这种趋势在奥巴马时代就初现端倪,但是在2016年,新媒体通过一场对传统媒体赤裸裸地羞辱,展现了自己空前强大的政治力量。通过新媒体的作用,曾经沉默的不再沉默,曾经离散的团结在了一起,曾经边缘化的力量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并肆无忌惮地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也正因为此,新媒体时代的政治参与,表现出了一种危险的颠覆性。如果说在阿拉伯之春的时候,这种颠覆性还通常被人们以传统的统治溃败来进行理解,那么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之后,这种颠覆性则表现的更加充分。

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让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代议制政治受到了重大冲击。在传统政治中,公众与精英、专家形成了一种委托与受托的平衡。专家因其信息与技能上的优势,在公众陌生的领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公众能做的只有信任精英与专家,充其量不过是决定信任彼此竞争中的哪一方的精英与专家。

然而搜索引擎以及新媒体创造的新的信息传播环境,终结了这种平衡。公众开始了解真相,或者自认为通过网络的谣言了解了真相,那种对于精英专家的信任也随之瓦解。这不是政治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专业都共同面对的问题。医生、教师甚至艺术家的权威,都同样受到了日益严重的质疑。正是这种普遍质疑的状况,让西方曾经洋洋自得的代议制民主面临空前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新媒体也让被传统政治参与边缘化的人群,重新获得了组织化的力量。在传统的政治参与中,通过熟人环境、媒体引导,许多话题、情绪甚至人群被巧妙地排除在外。西方社会的大众往往被有意识地引导到那些希望他们予以讨论的议题之上,而忽略掉那些可能带来不快或冲突的议题,这让社会能够获得一种虚假的团结感与安全感。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大批边缘地带的沉默者找到了相互交流、彼此动员的空间,也让传统媒体营造的政治正确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反抗。

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新媒体传播中碎片化、情绪化的问题,这种反抗也往往会表现出极强的政治不正确。它往往倾向于吐露情感,却很难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但相比于政治正确的流于形式,这种情感却更加真实、更加强烈。这恰恰是川普击败《纽约时报》的根本原因。

考虑到新媒体政治的颠覆性,其管理成为一大难题,尤其当其信息泥沙俱下、真假难辨时。俄罗斯封杀全球最大职业社交网站“领英”,可以视作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回应。即便标榜自由的美国,最后也在大选的关键时刻关掉了维基解密,而且不乏“Facebook上的假新闻以某种方式影响了选举”的疯狂观点。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那种传统的高压管控模式,或是将新媒体传统媒体化的努力同样难以取得真正的效果。这是因为,新媒体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它已经完全泛化了,每一个智能手机用户,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新媒体,每一个微信群都是时时刻刻进行中的新闻发布会。大众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传统媒体的控制,也让基于管控思维的传统舆情控制,处于严重的失灵状态。除非一个国家愿意放弃互联网商业带来的巨大红利,彻底禁止智能手机的应用,否则它就不可能真正地回避新媒体传播所带来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在新媒体的空间中构筑起温和、理性、包容的传播环境。类似于《纽约时报》那种对新媒体“民粹倾向”的谩骂,和把新媒体彻底掐死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管理者必须明白,精英垄断资讯供给的信息分享机制已经行不通了,在新媒体政治时代,信息平权让政治表达更加低门槛,这未尝不是进步。至于假新闻的存在,如果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也意味着那些边缘化的话题、情绪甚至人群,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正在被大规模发现。

 

坦率而言,特朗普的上台,在某种意义上宣告着新媒体政治时代的来临。尽管这种趋势在奥巴马时代就初现端倪,但是在2016年,新媒体通过一场对传统媒体赤裸裸地羞辱,展现了自己空前强大的政治力量。通过新媒体的作用,曾经沉默的不再沉默,曾经离散的团结在了一起,曾经边缘化的力量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并肆无忌惮地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也正因为此,新媒体时代的政治参与,表现出了一种危险的颠覆性。如果说在阿拉伯之春的时候,这种颠覆性还通常被人们以传统的统治溃败来进行理解,那么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之后,这种颠覆性则表现的更加充分。

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让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代议制政治受到了重大冲击。在传统政治中,公众与精英、专家形成了一种委托与受托的平衡。专家因其信息与技能上的优势,在公众陌生的领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公众能做的只有信任精英与专家,充其量不过是决定信任彼此竞争中的哪一方的精英与专家。

然而搜索引擎以及新媒体创造的新的信息传播环境,终结了这种平衡。公众开始了解真相,或者自认为通过网络的谣言了解了真相,那种对于精英专家的信任也随之瓦解。这不是政治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专业都共同面对的问题。医生、教师甚至艺术家的权威,都同样受到了日益严重的质疑。正是这种普遍质疑的状况,让西方曾经洋洋自得的代议制民主面临空前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新媒体也让被传统政治参与边缘化的人群,重新获得了组织化的力量。在传统的政治参与中,通过熟人环境、媒体引导,许多话题、情绪甚至人群被巧妙地排除在外。西方社会的大众往往被有意识地引导到那些希望他们予以讨论的议题之上,而忽略掉那些可能带来不快或冲突的议题,这让社会能够获得一种虚假的团结感与安全感。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大批边缘地带的沉默者找到了相互交流、彼此动员的空间,也让传统媒体营造的政治正确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反抗。

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新媒体传播中碎片化、情绪化的问题,这种反抗也往往会表现出极强的政治不正确。它往往倾向于吐露情感,却很难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但相比于政治正确的流于形式,这种情感却更加真实、更加强烈。这恰恰是川普击败《纽约时报》的根本原因。

考虑到新媒体政治的颠覆性,其管理成为一大难题,尤其当其信息泥沙俱下、真假难辨时。俄罗斯封杀全球最大职业社交网站“领英”,可以视作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回应。即便标榜自由的美国,最后也在大选的关键时刻关掉了维基解密,而且不乏“Facebook上的假新闻以某种方式影响了选举”的疯狂观点。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那种传统的高压管控模式,或是将新媒体传统媒体化的努力同样难以取得真正的效果。这是因为,新媒体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它已经完全泛化了,每一个智能手机用户,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新媒体,每一个微信群都是时时刻刻进行中的新闻发布会。大众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传统媒体的控制,也让基于管控思维的传统舆情控制,处于严重的失灵状态。除非一个国家愿意放弃互联网商业带来的巨大红利,彻底禁止智能手机的应用,否则它就不可能真正地回避新媒体传播所带来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在新媒体的空间中构筑起温和、理性、包容的传播环境。类似于《纽约时报》那种对新媒体“民粹倾向”的谩骂,和把新媒体彻底掐死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管理者必须明白,精英垄断资讯供给的信息分享机制已经行不通了,在新媒体政治时代,信息平权让政治表达更加低门槛,这未尝不是进步。至于假新闻的存在,如果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也意味着那些边缘化的话题、情绪甚至人群,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正在被大规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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